编者按:宏观经济研究的是一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前者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后者则形成了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主要研究经济波动的原因以及缓解经济波动的对策。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到底是要采用短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经济周期,还是应通过长期政策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带着上述问题,国研网专访了凭借对“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挪威经济学家、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芬恩·基德兰德。

国研网: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繁荣与萧条存在周期性规律,比如技术创新驱动的康波长周期、房地产和建筑驱动的库兹涅茨周期、设备更替和资本投资驱动的朱格拉中周期及库存投资驱动的基钦短周期等等。能否简单阐述一下您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及其与其它周期理论的区别?

芬恩·基德兰德:在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是生产函数模型。在生产函数中,一国的产出是由资本、劳动和技术三个要素驱动的。其中,产出与技术水平成正比,因此技术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驱动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经济周期是受到技术变革的冲击驱动,而不是偏好的波动或财政变量的波动。由于长期中和短期中决定经济增长路径的因素是相同的,因此人为地区分长期与短期并无意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本质上是一个问题。

正是因为技术冲击使产出的增长路径呈现出随机跳跃性,因此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政策似乎已经熨平甚至消除了经济波动。但在我看来,既然周期是均衡本身的波动,便具有帕累托效率,因此政府无需干预经济,相反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相比你所提到的其他几个周期理论,我们可能不太注重观察经济周期本身的特征或者区分经济周期的阶段,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计量模型探寻经济周期的内在机制。

国研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阶段。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芬恩·基德兰德:如果你尝试着画一条经济增长率的趋势线的话,就会发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率比之前的趋势低4-5个百分点。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大的跌幅,而且我们并没有看到复苏的拐点。有些人认为,这些困难主要是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我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最紧迫的问题是政府经济政策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由政府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国研网:能否介绍一下您关于时间一致性政策的研究成果并举例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芬恩·基德兰德:正如因为我刚才所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必然的,因此长期政策的设计比短期政策更重要,政府要通过一定方法避免“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所谓“时间不一致性”,是指由于私人部门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政府当期决策。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诸多要素的冲击以及各种经济主体的偏好,只有个体预期政府未来的政策正好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时,经济政策才是时间一致的。

我们刚才提到生产函数,无论是对于资本、劳动还是技术而言,大多数投入都需要私人部门进行前瞻性决策。比如企业要决定建一座工厂或办公楼,这项决策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而收益要经过数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实现。技术也是如此,在这些前瞻性决策中,私人部门面临相当大的结果不确定性。再比如劳动力投入,大家通常认为劳动力数量与人口数量是差不多同步增长的,但在生产函数中,劳动力的技能和教育水平等也会对产出造成影响,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中,劳动者可以接受教育或通过“干中学”,因此劳动力数量应该比人口增长得更快。

未来政策将会对上述私人部门的前瞻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你想建一个工厂,必然会考虑税后收益,未来的税收政策将影响你的决策。因此好的经济政策意味着必须考虑未来政策对当前决策的影响。如果私人部门对政策制定者十分有信心,这显然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假设我们认为政策制定者总是选择最优的经济政策,但仍会面临改变政策的诱惑。这必然会导致政策的短视,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一国政府应该对未来政策作出承诺,否则即使政府的意图是好的,但私人部门和市场参与者可能不会选择相信政府。我们看到,在那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经济政策不符合时间一致性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比如,减税便不符合一致性,因为在政策推出时,居民已预期当投资一旦完成,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将来可能撤销减税措施。再比如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实施贸易限制,一些政治家愿意实施这项政策以在短期内保护特定行业,但长期来看,这会降低那些行业提升生产率的动力,从而失去竞争力。

爱尔兰和阿根廷是我研究一致性政策的两个案例。阿根廷是反面案例,因为受到了改变政策的诱惑,倾向于采取短视的政策,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伤害。在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经济面临很多问题,人均GDP下降了20%,被称为“迷失的一代”。直到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才恢复了增长,但后来又出现了严重下滑。我认为阿根廷的政策在一致性上出了问题。之前阿根廷面临恶性通货膨胀、汇率贬值、存款冻结等问题,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投资者对政府失去信任,资本持续流出,技术进步停滞不前,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爱尔兰则是相对比较好的正面案例。在1990年之前,爱尔兰经济落后于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欧洲国家,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实现了经济腾飞,现在被誉为“欧洲的硅谷”。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尔兰政府实施了确定性税率政策。在1990年左右,爱尔兰政府决定,不论是国外企业还是本国企业,只要在爱尔兰开设企业,未来几年的税率都是完全确定的,税率保持不变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企业寿命,以减少私人部门对未来税收政策的不确定定性。这项政策的长期一致性与确定性使得爱尔兰的政策环境可预测,令海内外投资者信心稳定,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让人惊叹的影响,爱尔兰在10年内超过了欧洲的经济大国。可见一旦政府政策具有前瞻性,并保持长期一致性,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潜力巨大。

当然,爱尔兰这种靠外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政府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当时爱尔兰银行因为大量发放贷款而陷入困境,政府决定介入并救助这些银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因为事后向银行的高风险行为提供担保会给予银行不恰当的激励,同时政府花纳税人的钱为银行提供财政救助,这对纳税人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从政策一致性角度来看,如果你要给某个行业提供救助,最好要对这个行业进行监管,以防止政府救助不会被滥用,显然爱尔兰政府给银行部门提供了不良的激励机制。

国研网:您认为应该如何识别一项政策是否存在时间不一致的问题?怎样避免这一问题?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如何降低不确定性?

芬恩·基德兰德:时间不一致的政策的一个特征是短视。而好的政策会考虑到未来政策对早期决策的影响。因此,好的经济政策肯定是关注长期的,比如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关注的是知识、资本、能力的积累,这类政策在短期内的成本或代价会很高,收益会在很多年后才显现。所以考虑未来的财政环境和监管环境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十分重要。不过问题就在于,当未来到来时,过去的政策已经做出了,如果政府发现自己处于比较危急的状况,政府通常会关注短期,从而放弃执行过去的政策。

解决动态一致性问题的方法就是事前进行令人置信的承诺,即政府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得经济主体相信,在给定经济主体的最优行动之后,政府的承诺仍然是最优选择。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而发生动摇,避免市场及整体经济的不稳定。如果政策多变,即使在某一时期效果较好,长期内也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虽然制定良好的政策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一致。而我们往往发现,最优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当政策制定者在未来重新评估政策,他们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去改变政策,不再有动力维持以前的政策。从长期来看,这将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那么如何从制度上确保政策制定者出台一致性的政策呢?我认为可以通过设置规则限制政策制定者的自由裁量权,以确保时间一致性。

首先我想说的是,独立中央银行是确保货币政策时间一致性的最成功的机制。德国央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都是长期一致性行为的典范,展示出政府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一般来讲,央行负责人的任期长于央行选举期限,比国会议员的任期更长,这也是独立央行的好处。

相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从长期增长角度而言,财政政策更加重要。在很多地方货币政策是无法发挥作用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宽松政策反而为经济衰退埋下了隐患,而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的影响举足轻重。政府赤字会如何变化、谁来承担政府债务等等,这些都是基本的政策问题。如果经济主体对这些问题不确定,他们可能不会进行长期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更难处理,尤其是怎样对政府进行约束,以确保政府制定长期一致性的财政政策,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在经济理论中得到答案。

国研网:您觉得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时间一致性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对于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政策有何建议?考虑到时间一致性,您认为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是好的政策吗?

芬恩·基德兰德:中国在政策方面的一致性看起来比较高,但对于我来说,中国也是一个一致性政策低效的案例,也就是说,一致性政策不一定都是好政策,也有可能是不好的政策。比如我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中国大部分银行都是政府所有,银行偏向大国企,导致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信贷。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如果政府能够解决这些体制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有所提高。

宏观政策的制定不应该相机抉择,而是运用规则。政府一旦宣布这种规则,就必须坚守承诺,让公众相信宣布的政策是可信的。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经济数据不像过去那样令人满意,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想强调的是,短期刺激政策对提高经济增长潜力无益,反而会产生不必要的成本和税收负担。从我前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长期要比短期更重要,好的政策着眼于长久。在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道路上,肯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成本,政策的制定更应注重前瞻性,需从更长周期的角度来把握。我希望政策制定者愿意接受某些短期的下滑,只要基本面还是稳健的,即便短期会有放缓和不足,但从长久的绩效来讲表现还是良好的

国研网:中国在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刺激政策,您怎么看?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约束机制,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芬恩·基德兰德:我并不相信刺激政策。美国在2008年也出台了刺激政策,这类政策没有提前缜密构思,对提高生产率无益,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和税收负担。可以看到,临时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带来生产潜力的提高。刺激政策可能会让房地产这类企业受益,但这是短期的,不可能令经济长期平稳增长。我听说中国地方政府被鼓励多做一些事情来稳定经济,我不认为地方政府会出台促进整个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当我们在讨论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时,显然保持政策一致性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且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让政策制定者打破原来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在中国,其他国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例子,我想,中国政策制定者有约束政策不一致的远见。刚才我讲了爱尔兰和阿根廷的案例,中国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对这几个国家的机制感兴趣。

国研网和《中国经济报告》联合出品。《中国经济报告》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经济年鉴社主办的经济理论性期刊,著有《中国经济的未来:10位诺奖经济学家建言中国经济》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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