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根据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目标,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将发展成为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9年到2039年这20年成为关键时期,内外部发展条件将面临重大变化,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挑战性。就国家而言,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制造业振兴事关国家命运;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保障,要保持竞争优势,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教育程度,不让一个弱势者在这一进程中掉队。相比之下直到2018年,我国人均GDP9780美元,低于全球平均值的1.13万美元;大学生毛入学率为43.4%,根据世界银行按现有趋势递推分析,中国初中及以下劳动力到2035年占56%,到2050年仍占44%。可见,若无重大战略性追赶措施,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将长期存在。为尽快缩小差距,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塑造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何形成高效率、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模式;怎样才能成功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应采取怎样的策略和路径?带着这些问题,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证券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郑醒尘。

国研网:对于要建设成为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和任务是什么?应从哪里入手?对此,您有何见解。

郑醒尘:要成为富裕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面临的核心任务是价值创造与财富分配。这涉及到现代化内涵、增长模式、财富形态等关键因素。

(一)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

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现代性角度看,西方主流思维包含了平等、民主、自由等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美好社会理想。但是,这些美好理想的哲学逻辑至今未得到根本理顺,导致在实践中面临诸多事与愿违的局面。这在本质上反映了人们的认知困境:一是人们渴望社会平等,但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分配两极分化,由此带来的经济地位不平等衍生出一系列深刻矛盾和问题,导致种种不自由。二是人们希求借助技术改造自然和社会,却发现技术并不是纯粹的工具,没有人能违背技术要求去使用技术,技术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意味着对人的束缚程度在加深。三是人类自我中心的理性主义,把驾驭和改造自然视为理所当然,但对自然规律认识不足,人类社会发展导致了对自然的严重破坏,科技手段放大了破坏的危害性,这危及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些表明,人类的有限理性尚难以走出认知困境,需要基于实践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现代化进程需要契合这一时代使命。

如何看待人性、如何管理人的需求、如何创造价值,不仅是文化、经济问题,更是走出生态危机和人类文明危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与资本扩张带来的负面效应存在很大相关性。对此,马克思提出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最终解放,这也是哲学家共有的终极关怀。但在现实中首先需要解决好可持续发展问题,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与技术的关系。通过对教育培训领域加强投资,形成以社会人力资本增值为基础的价值创造和社会财富生产模式;通过知识、经验的复制传播和职业能力培养来实现人力资本增值,探索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模式,由此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对普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培训帮助提高职业能力,提高掌握运用新技术的能力水平,提高劳动价值,形成高收入、高技能、高技术的耦合格局。

可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通过全面提高人的劳动价值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二)改善经济增长机制宜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入手

作为统计上的概念,投资、消费、净出口一直被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结构化分析框架,但并不适合用来分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原因在于投资、消费、净出口的统计指标只反映增加值结构,并非经济增长模型。中国改革开放导向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塑造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动力,需要从价值创造、财富生产的视角,寻求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有效路径和可行模式。增加值的形成是技术、资本、劳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这三个要素的总量生产函数可以为改善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生产力提供有效分析框架。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表明,劳动力的内涵包括数量和质量,通过投资于人力资本,改善知识、技能结构,提高劳动力整体质量,可以带来多方面积极效应:一是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使经济增长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为应用新技术提供条件,推动企业劳动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二是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本,本身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财富。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既是特殊国民财富生产过程,也是提升财富创造能力的过程,是具有高回报率的投资活动。三是通过授之以渔加强职业能力建设,能针对人力资本这一特殊形态财富推进藏富于民,也能从源头上促进社会初次分配更趋公平,有助于增进社会凝聚力。四是避免低效益投资扩张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技术升级受阻于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企业为维持资本回报率倾向于通过负债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低效益和高负债的不良循环,这意味着很大的潜在风险。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则有助于避免这一问题。

因此,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可以优化经济结构,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回报率,可以摆脱依赖高负债维持资本回报率的发展模式。

(三)裕富国家的经验要旨:能力建设是基础

自启蒙运动兴起以来,各国为推进现代化进行了长期探索,有不少经验教训。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位居全球前列的传统发达国家如挪威、瑞士、芬兰、瑞典,还是二战之后迅速恢复生产力的德国、日本,再如上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的韩国,其共性特点是注重国家对人力资本投资建设的推动作用,具有一整套完善的发展体制;尤其是十分注重劳动能力与岗位要求的匹配程度,培养一岗多能,发展配套的组织协调、沟通协同、自我管理等能力。重视发挥职业学校作用,把职业培训经历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基础,是这些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得以持续提升的重要保障。

这些国家的经验还表明:制造业竞争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促进就业、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保障;学徒制、职业学校等职业教育培训是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基础支撑;单纯发展高等教育、忽视强化职业教育培训基础,仍然会面临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衰退以及制造业外流问题。

国研网:您认为在建设成为富裕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道路上,我们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压力?

郑醒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农业领域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引入国外资本和技术,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起步阶段我国劳动用工成本相对较低,加上产能扩张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制造业具有价格优势。发达国家制造业通过技术升级转向更高技术层次的生产领域,以德国和北欧国家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形成了完备的职业教育培训和高等教育体制,高中及以上文化劳动力占主体。而我国劳动力以初中及以下文化占主体,这种分工调整在前期总体推进顺利,但自2008年以来面临越来越多的内外部因素挑战。

(一)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新形势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也在持续上升,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正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优势在弱化,部分行业产能从中国向美国转移;另一方面,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对发达国家出口配额等方面缺乏比较优势,向东南亚转移产能的企业从纺织服装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延伸到电子产品等高科技行业,这种趋势在逐步增强。此外,随着我国持续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逐步上升,在中高端与发达国家的重叠范围扩大,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领域的竞争性增强。

与此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全球生产分工体系正面临新调整,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造业竞争性增强,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摩擦增强。这种新形势新格局意味着中国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要摆脱对低成本要素的依赖,尽快适应土地、工资等要素成本已经大幅上升的现实,探索与较高工资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向高收入、高技术均衡的格局发展。这就要求中国结合产业升级拓宽经济发展路径,包括基于知识整合应用的创新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全球生态环境在进一步恶化,亟需探索可持续增长机制。降低现代化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强度,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面临改善生态治理的紧迫任务,淘汰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落后产能是当前突出任务,需要因地制宜探索高效率、可持续、可复制的价值创造和财富生产模式。而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尤其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劳动力占绝对主体地位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挑战,这种格局限制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提升空间,反过来使劳动力面临高工资、低技能格局,存在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压力。

(二)人口老龄化压力与日俱增

作为全球现象,随着生活和医疗逐步改善,人类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形成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势头较快,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预计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将从2016年的1.5亿人发展到超过4亿人,占总人口1/4,比例与现阶段日本相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应对政策看,提高退休年龄门槛是常见做法,这类政策与其劳动力队伍的素质相契合。发达国家人口结构中,高中以上文化占75%以上,大学以上文化占30%以上,相关比例还在逐年提高。脑力工作者和资深工匠,在老龄阶段仍具有较强的价值创造能力。

我国的现有劳动力以初中及以下文化为主,占70%左右,面临更大影响。初中或小学文化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低,工作岗位需要一定体力基础,到一定年龄后生产能力自然下降。这部分人口即使延迟退休,也很难适应原有工作岗位要求,更难适应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在未来153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峰值,接近甚至超过现阶段日本的比例。事实上,早在201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已达13.26%,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8.87%,超过7%,都已达到老龄化国家的国际标准。随着高龄人口比例增加,医护需求持续攀升,但养老服务、家庭护理等领域缺乏足够专业化劳动力,从业人员缺乏应有专业技能,一方面导致了护理服务低效率、低水平,另一方面牵制家庭成员大量精力,影响劳动生产率。

(三)生产性投资效益下滑

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意味着需要持续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投资效益是关键性因素。缺乏效益的投资活动会因为难以还本付息而积累金融风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下降到10%以下,从2015年中开始一度出现负增长。生产性投资效益下降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非常深刻:一是传统制造业经营压力增大,一些企业退出原有行业,利用厂房、土地等资产升值机会,通过抵押或处置套现等方式融入资金,进入金融、房地产领域赚快钱,经济领域投机性增强。二是金融领域信贷机构出于控制风险、提高收益考虑,对生产性项目信贷趋于审慎,提高抵押担保要求,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增大,只得通过民间渠道融入高成本资金,不少民营中小企业创始人丧失对企业所有权。三是为保持经济增长,一些地方政府尝试通过基础设施等公共项目投资拉动经济,但还本付息压力较大,不适合作为长期之策。

就根本而言,民营生产投资积极性是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则是前提和基础。民营企业生产性投资的效益下降有其复杂原因,涉及到技术水平、要素成本、融资成本和风险等因素,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提高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效率,需要通过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级消除技术升级障碍。

国研网:通过您刚刚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形成内生动力的切入点。那么,从哪些方面、怎么做、应该把握哪些原则,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能否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郑醒尘: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都表明,持续提高劳动力素质是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切入点。推进人的职业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具有深远战略意义。具体需要把握以下核心原则:

(一)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理念

经济发展核心是价值创造与财富积累。以高层次专业化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据世界银行《2018年国民财富变化》统计,人力资本占全球财富的三分之二,而生产资本仅占全球财富的四分之一,自然资本则仅占十二分之一。这意味着,如果不把人力资本看成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就会偏离客观形势的发展趋势;仅仅依靠自然资源或者低素质劳动力,而不持续提高劳动力素质,很难长期保持经济发展领先地位;通过对人力资本进行持续投资,即使自然资源匮乏,也可以走上富裕发达之路。

培养高层次的技能型劳动力,应注意发挥两方面的潜力。一是通过教育培训,有效提高劳动力队伍的技能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形成持良性循环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社会财富积累过程并不会受到自然资源和消费市场条件制约,与物化资本积累相比,有广阔的可持续增长空间。二是围绕人力资本投资,应注重通过教育培训促进技术应用升级。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传授知识,而且应推进职业能力建设,重视投入产出效率。技能培养深度结合社会生产和服务岗位要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根本导向,通过教育培训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三是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相关的教育培训应注重工作经验能力积累与人文精神培养兼顾,包括工匠精神和技师文化。

在发展基础相对不足情况下,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应兼顾学生和在职人员。一方面,对于尚未踏入社会的青少年学生,应通过提高义务教育年限,夯实职业教育培训基础,在积累必要实践经验基础上提高教育水平,包括接受高等教育,使青年人在投身社会之前积累必要的工作能力和经验,更快、更好发挥个人劳动潜能。另一方面,那些已经进入社会工作的低技能劳动力,包括中青年人员,在现有劳动力队伍中占绝大多数,初中及以下文化劳动力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有效提升这部分人群的职业技能等级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构建基于人的发展的高质量经济增长机制

依赖资源消耗和物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模式必然会面临增长的边界,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就必须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廉价土地的依赖,避免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积累财富。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价值创造和财富积累,可作为探索高质量可持续增长的途径。中国转入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轨道之后,将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迎来新一轮的持续快速增长阶段。具体应重视几方面工作:

首先,要发挥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增长、高回报优势,作为全社会投资的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轻资源、重能力的轨道转型,把人力资本投资、国民职业能力建设及技能等级提升列入国家投资战略的重要着力点。与此同时,应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益,优化各方的投入结构和利益分享机制,促使利益相关方降低投资风险。

其次,要建立人力资本财富的高效率积累机制,作为战略性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快捷高效复制传播知识、诀窍、经验和能力,培育知识型经济,强化专业化能力基础,形成基于知识传播和创新应用的经济增长模式。结合教育培训,促进相关学科专业知识的交叉应用和创新推广,探索新的发展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教育培训应面向市场需求,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对员工技能的需求,尽快提升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等级,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

再次,发挥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保障功能。由于劳动力流动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溢出效应,企业投资者难以收回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全部产出,而且面临员工流失风险,需要政府完善政策机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励投资,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鼓励企业、个人、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多方共同参与。与此同时,还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完善质量标准体系,确保职业教育培训质量,保障社会对技能等级证书认可度,使之成为能力证明的有效依据,发挥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的基础作用,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效益,增强对年轻人及其家长的吸引力,提高企业提供学徒岗位积极性。结合中国地区差异,对中西部地方政府可提供财政转移支付,扩大职业教育培训覆盖范围,发挥政府对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保障作用。

(三)把人的现代化作为核心目标之一

人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职业能力是关键基础。高层次专业化劳动力队伍代表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中坚力量,建设这类劳动力队伍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基础,在中国存在很大提升空间。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不但亟需落实推进,而且大有可为。国际经验显示,无论是为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还是为应对经济金融危机,加强全覆盖、重实效的职业教育培训和针对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发挥积极作用,走出多重经济社会问题叠加造成的困境。围绕这一原则,应重视以下问题:

一是尽快缩小与关键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职业能力差距。针对中国劳动力队伍教育程度低特点,建议在未来6年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通过试点推进改革,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因地制宜完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推进机制。力争通过6年努力化解高技能劳动力短缺问题,通过15年努力使劳动力队伍素质接近或达到现阶段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中以上文化或中级以上技能等级的劳动力应占70%以上,大学文化劳动力占30%以上。坚持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与在职教育培训全覆盖双管齐下,瞄准领先国家缩小差距。一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遍在80%以上,韩国等部分国家接近100%。韩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从1993年的43%提升到2010年的99.66%,只用了17年,并实现职业技术教育全面覆盖。中国用1530年时间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7年的43.4%提高到95%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关键取决于战略抉择。

二是促进收入分配公正。提高人力资本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促使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可为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创造条件。例如北欧国家持续数十年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把劳动者打造成高层次的专业化技术工人,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内形成专业化研发与生产优势,形成了高收入与高技术的均衡格局,在全球富裕国家中稳居前列。在具体实践中,职业技能基础、人力资本投资实际效果、税收调节,都会对产业竞争力和社会分配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走在全球前列,但忽视职业教育培训尤其是学徒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二次调节作用弱化,忽视加强弱势群体能力建设,这些因素综合叠加,导致贫富分化加深,既影响产业竞争力,也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提升社会凝聚力。围绕现代化国家治理,提升社会凝聚力是关键任务。在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培养良好的自我认同感、社会认同感,形成相互合作协同的社会意识,围绕共同目标而努力,发展沟通、互连、共享的社会机制,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趋势。其中,面对共同的任务和挑战,需要互助、共享。教育培训可以缩小专业化能力差距,促使思维方式更接近,工作交流沟通更顺畅,增强默契感和同理心。这些是推动隐性知识学习消化的基础,也是提升团队工作效率的基础,对于推动生产技术升级和增强社会凝聚力都有不可替代作用。

国研网:感谢您如此详细的讲解,使我们对提高劳动力素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您看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采取怎样的策略和路径来解决当前问题?

郑醒尘:强化自身发展基础是中国应对各种挑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结合中国实际,需要整体提升劳动力专业化层次,加强产业竞争优势,调动利益相关方积极性,积极探索学徒制等途径:

(一)转入新的增长轨道:以人力资本投资为重心

一是提升劳动力的专业化层次。从现阶段到2035年为提升阶段。通过改革试点,鼓励已进入社会的年轻人通过校企结合的学徒制等方式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提高职业技能等级;鼓励在职人员通过业余授课、在岗培训相结合提高技能等级。全面覆盖45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员,鼓励45岁至55岁人员参与,持续提升高中毛入学率和大学毛入学率。按不让一位青少年掉队原则,尽快将高中段毛入学率提高到接近100%。在义务教育覆盖高中段之前,探索免除学费、补贴生活费等政策措施。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鼓励有条件的县级政府积极兴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各类技师学院,提高大学毛入学率。争取经过15年努力,使在职劳动力的专业化能力达到2017年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初中及以下文化劳动力的大部分人员具备中级及以上技能等级,从2035年到2050年争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发展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服务体系。根据社会化参与原则,鼓励行业协会、各类职业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积极参与,为青年人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服务;鼓励有能力、有积极性、符合资质要求的社会机构参与到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按照市场化竞争原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渠道,允许各类培训机构以投标方式参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对于社会需求量大、社会机构参与积极性高、培训质量有保障的培训项目,应逐步探索个人或用人单位买单、供需双方按市场原则直接对接,政府重点加强监管,例如热门专业的短期培训项目。对于社会机构因成本、技术等原因不愿或不能提供的重要培训项目,应通过公立教育培训机构提供服务。

三是发挥好政府的规划、指引、组织、监督、激励职能。在加强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特点和趋势,加强职业教育培训规划工作,为各类企业、培训机构提供清晰可预期的决策依据。在微观层面为各类学校、专业培训机构以及企业提供业务指引,促进相关培训工作合规开展;组织当地行业协会、教育培训组织、提供培训岗位的企业以及用人单位共同参与,成立专事沟通协调、组织实施、自律管理和综合服务的平台;监督利益相关方按标准合约签订协议,监督培训机构规范提供培训服务,监督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按国家标准组织考试,确保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公信力,并组织对行业协会和培训机构的业务审计工作;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财政补贴途径提高企业参与提供在岗培训服务的积极性。

(二)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强化产业竞争优势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发展转型,需要通过大规模、广覆盖的职业教育培训整体提升劳动力队伍的专业化技能等级,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依赖,推动高质量经济增长。

一是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交叉应用和改造。随着信息化、云计算、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新材料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推广,新兴技术之间通过交叉应用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推广空间;传统行业包括一些夕阳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其生产效率和产品服务品质得到提升,市场竞争优势重新建立。政府需要通过促进资源整合、提供初始推动和发展激励、改善商务环境等措施,促进更好发展。

二是基于知识创新的专业化服务。围绕现代服务业市场需求,推进基于知识创新的专业化服务,吸收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参与,发展项目咨询、创意设计、策划推广、投资顾问等服务。以研发团队为核心,发展配套市场化的推广团队,促进知识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和商业化推广;围绕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投资、消费需求等变化,完善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商业服务。

三是基础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推广。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有关新材料、新技术研发突破的关键阶段,当前不少领域基础研究突破已初见端倪,还有不少处于突破前夜。中国持续投资基础研究,一些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但应用转化滞后,专业化高层次技术工人不足是重要原因。通过提升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技能等级,有助于研究成果产业化应用、推广机制。

(三)全面提升初中以下劳动力技能等级

提升职业技能的核心环节是促进能岗相适,在岗培训和工作经验积累,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学徒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和瑞士、北欧各国都有这方面成功做法和丰富经验。国际劳工组织、OECD以及欧盟也在大力推广学徒制经验模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应关注几方面因素:

一是重点人群。按自愿原则,针对初中及以下文化人群,尤其是中青年人员,由行业协会牵头,各类职业技术学院或学校、社会培训机构、大中型企业参与,也鼓励有能力的小微企业参与,探索培训机构提供理论教学与企业提供学徒训练相结合的教育培训方式。各地各行业根据当地实际条件和不同年龄段参训人员具体情况,在时间和场地安排、师资力量调配、培训毕业去向等方面探索务实机制,培训服务全面覆盖初中及以下文化低技能人员,使学徒期满能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考试,达到中级或以上的标准。对各类以提升技能等级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培训,政府以统一招标方式鼓励合格的服务机构参与,提供财政补贴,并提供税收激励政策。完善配套针对不同技能等级的工资指导制度,增强技能培训的吸引力。

二是重点企业。按自愿原则,以各类大中型企业为重点,鼓励小型企业参与,推动组建学徒在岗培训体系。自愿提供学徒培训岗位的企业应接受政府监管以及行业学会的自律管理和检查,按标准要求配备指导学徒的师资队伍,为学徒提供培训资料和在岗操作材料,与学徒签订标准合约。为弥补企业提供学徒岗位培训的成本,允许学徒期内的工资水平低于行业最低工资水平,具体由当地政府组织行业协会与提供学徒岗位的企业磋商核算之后提出,并缴纳配套的社会保险资金,提供食宿保障,提高学徒岗位的吸引力,吸引学徒自愿参与。学徒制的年限一般不超过3年。为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小企业提供学徒岗位的培训成本,允许小企业之间通过联合等方式提供培训服务。学徒期满应接受职业技能等级考试,每家企业的学徒岗位、培训师资人员以及学徒的技能等级考试结果全部面向社会公开,供社会上的潜在学员及其家长参考。学徒未能通过考试的企业及培训师资人员应进行内部检查整改,改进培训机制,提高培训质量。

三是责任与激励。国际经验显示,无论提供学徒岗位的企业,还是参与学徒培训的人员,是否有足够的积极性参与培训至关重要。一方面要促使企业的成本得到覆盖,避免因提供培训而面临过高风险,并增加企业的合规责任;另一方面要促使学徒投入时间和精力之后学有所得,收入增加。应面向重新回校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适当提供生活补贴,帮助渡过经济困难阶段。针对企业明确提供职业培训的义务,企业提供培训的成本和相关支出可得到税收减免,企业培训的学员通过技术等级考试之后,按一定标准获得政府奖励,资金由国家统筹调剂。难以提供培训岗位的企业,可提供培训经费,支持本单位员工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技能培训;承担职业培训义务与享受政府提供的相关优惠政策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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